大漠孤山

太平军与湘军的胜负逻辑

——《曾国藩》读后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先河。然而最终太平天国却走向悲壮的惨败,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总结起来也不难罗列出一些太平军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此消彼长的胜负逻辑。

一.势态的此消彼长

当曾国藩墨絰出山(咸丰二年,1852年,时年43岁。墨絰,穿着孝衣的意思,其时曾正在家中守母孝),开始组织湘勇团练时,太平军却正处于极盛时期,此时正定都天京(现南京,1853年),拥有几十万大军,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干将云集。这支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对腐败的清军官军的战斗几乎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两年多的时间便从广西一路北上东进,连克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定都天京(但太平军是边打边走,流动战斗,到南京之前并未建立任何根据地。)

而初次出山领导湘勇队伍打仗的曾国藩,开始并不顺利,虽然其湘勇纪律严明,训练刻苦,但经验很少,初期与太平军的交战是败多胜少,与石达开的初期较量中,湘勇是三战三败。曾国藩本人也几次险于丧命。

在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双方的势态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着的。太平军自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更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沉迷于骄奢淫逸之中,其后竟十年没有怎么出过宫门,更不用说亲自带兵打仗。其唯一可称得上工作内容的除了下发命令外,可能就是研读和批注《圣经》,用更多的《圣经》内容来解读自己为天父之子的理论。

而此时的曾国藩则以儒训“立德、立功、立言”为目标,励精图治。于初创的事业,广纳人才、严格训练;于自身修养,勤奋节俭、节身自好、不近女色。同时谨慎处理与朝廷、当地政府等的关系。如此不过几年,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水师。

以太平天国内讧(1856年)为界,双方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太平天国内讧的结果是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互残杀至死,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洪秀全对异性兄弟失信,太平天国其实已经是一盘散沙。新一代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虽然仍然实力不凡,但内讧造成的心理上的阴影,致使精神上的团结已经不复存在,加上洪秀全大封同姓兄弟,致使这些立过汗马功劳的异性将领失去了原有的奋斗目标,团队凝聚力大大下降,甚至产生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李秀成产生了经营自己的苏福省(如今的江苏省)的念头。

因此,从大势上来说,曾国藩出山时,正是太平天国走向下坡路的时候。

二、军事力量对比

石达开因内讧带兵出去时,号称带走了二十万军队,加上李秀成、陈玉成也各有十万之众,当时太平军总计应有五十万军队之众。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开始的几千人,到攻克天京时,也不过十万之众。因此单纯从军事力量上,太平军一直有着巨大的优势。

然而正如前述,当内部分崩离析、相互猜忌,团队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人数再多也只是大而不强。而湘军自始至终都在曾国藩的统一管控和指挥下,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信仰和旗帜

洪秀全开创了拜上帝教,并以天父之子自居,这在起义之初,对于聚合人心,拉笼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况且太平军成员多是受压榨的农民,没什么知识文化,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仰。但在后期,特别是定都天京后,仍然使用这一教义,来对待有些知识文化的各个王,就是失策了。所以,太平军的领导层(洪、杨)没有将信仰体系发扬光大,注入新的涵义来适应新的形势,相反却用这一老套理论来作为自相残杀的理论依据,也就失去了这一信仰的权威性。

曾国藩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自然是彻底的儒教徒,而且是个成功的儒教徒。他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目标,且皆有建树。在拉起湘军的道路上,他也是以维护儒教正统,保护祖宗文化遗产为旗号的。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在信奉上帝的同时,对传统儒学却是大肆破坏,这激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愤怒,因此太平天国并不能得到成功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就是说,虽然太平天国在代表农民无产阶级这一点上是有其历史的先进性,但在团结中间阶级(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构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是失败的。而曾国藩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起维护正统儒教的旗帜,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力支持。

所以太平天国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斗争。试想,若是洪杨利用民族矛盾,再打上驱除满夷,恢复汉统的旗号,是不是会更成功些呢?

四、领导者的修养

太平天国的精神领秀是洪秀全,实质上杨秀清是实权派领导人,二人后来的矛盾的起因不能说没有“虚者在上,实在在下”的错位因素。如果两人都加强自身修养,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来武装自己(当然是首先还得照在上帝的帽子下),保持和平相处是大有可能的,就象臣子再有能耐也得忠于皇上一样。但二人在修养上都没有什么进步,杨秀清越来越专横拔扈,洪秀全则陷于《圣经》而不能自拔。领导者都缺乏个人修养,就不可能带动下属的个人修养,因此整个队伍缺乏一个个人修养的教育体系。

而湘军的首领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大文人出身,出山组织湘军时已是翰林院大学士,在学识和修身方面可以说已经是个成功者。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坚持天天读书和写日记。曾国藩熟读中国经典书籍,犹喜欢读《史记》。在前期与太平军的战斗中、以及处理军政关系上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他受人指点,又开始研读黄老之术(《道德经》),这对于他处理复杂的军政关系(主要是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更广泛的各级政府力量的支持。

曾国藩从《道德经》中悟到了“至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拼弃了过去对人处事过刚的做法,采取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等老庄之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更显得如鱼得水了。再后来,曾国藩从一幅看似柔和、内藏刚劲的书法作品中,悟出了“黄老之术,杂以申韩(法家思想)”的刚柔相济的处事方法,至此,曾国藩灵活运用儒、道、法三家思想,这当是其在文治武功上都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阶级立场

如前所述,太平天国代表着农民阶级,代表着受压迫阶级,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很大的先进性的,也是其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进行土地革命,给农民分地,这也是顺应革命潮流的先进之举。

曾国藩虽也是农民出身,但其在官场的成功已使其转化成了官僚地主阶级,其组织的湘军所为之斗争的,也是维护当时的封建地主阶段、皇权阶级的利益。

六、管理制度

湘军和太平军在管理制度上是相当的。

在军事管理制度上,都有着严明的纪律,因此在战士一级的战斗力上,应当说是不相上下。在将领这一级的素质和能力上,也旗鼓相当。而太平军败在高层的分裂内斗上,湘军则胜在上层的统一指挥、团结一致上。

在经济制度上,太平军主要靠打仗收缴的财产维护费用开支,而湘军则主要靠政府的军饷和收税来维护军费。但湘军个体还有很大的灰色收入,就是打仗缴获和抢劫到的物资,这也是促使更多的人参加湘军的一个经济原因。从经济制度上,太平军是有优势的,但收集来的财产被高层挥霍,这一点与曾国藩自身一直很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人事制度上,太平军在初期阶段是很好的,以能者上的体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但后期内讧之后,洪秀全大封自家兄弟,不再信任异性将领,则使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大打折扣,是其走向分裂和衰败的主要原因。

在人事制度上,太平天国还存在着上、下层的不公平,比如对于一般将领和士兵,严格规定男女不能同居,即使夫妻也不行,违者处斩。但洪、杨等高层却象皇帝一样妻妾成群。所以这些制度是严明却不公平,严明却不合理,难免会埋下分裂的隐患。在这些方面,洪、杨是宽于律已,严以待人。而曾国藩则相反,不但节剑成性,而且不近女色,是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这使其在个人魅力上远胜于洪杨。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太平天国运动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壮举,在阶级立场和军事力量上有其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由于自身的缺陷,加上碰到强大的湘军,其失败则是有太多的必然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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