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不变，历史重演
一 归来途中
今天看到消息，马来西亚发现三例新冠状病毒肺炎阳性病例，是1月24日凌晨3点从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的游客，是新加坡确诊病人的亲属。
24日早上8点，我们离开吉隆坡国际机场回国时，马来西亚机场除了中国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大都戴口罩外，其他国家游客大都不戴口罩，仿佛疫情只是中国的事。说明在没有出现确认案例前，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
所以，不应该过分批判最初发现病情的人为什么没有重视。在医疗技术很发达的今天，最初人们表现出一切可控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今天，没有出现病例的国家地区，人们所表现出的心态依然是与己无关，像今天之前的吉隆坡机场一样。
二 不变的人性
医疗技术的先进性让人们忽视了“人性”的不变性，人类在利益方面的贪婪性与医疗技术的发展是完全两回事，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许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根本机理。
说到今天的新冠状病毒肺炎，与发生于1910-1911年间的东北鼠疫有诸多相似性，现在有很多网上的文章开始翻出当年的事情来类比。这些相似性包括：
1. 原因都源于人类在野生动物身上谋取利益的贪婪性。100多年前的东北鼠疫是源于人们抓土拨鼠（Tarabagane or Marmot），用它的皮卖钱。土拨鼠的皮可以做成上等的皮衣，有很好的御寒效果，为当时中国东北和俄国富人所喜爱。病毒就是从这些捕捉土拨鼠的猎人身上开始传播的。而今天的武汉肺炎源于被食用的野味。
2. 发生的时段相似，都是在春节前后。1910年的鼠疫初例发生在十月份，开始没有得到重视，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很差，特别是中国境内（疫情同时发生在与中国东北接壤的俄罗斯），也是赶上春节前的人员大流动，疫情沿哈尔滨到沈阳（当时叫奉天，英文Mukden）、长春、以至于山海关的铁路快速传播，直到山东省（当时叫济南府）。
3. 传播的途径相同，都是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三 鼠疫斗士
当时中国的东北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领地，虽是中国的领土，但铁路等为俄国和日本把持，长春以北路段由俄国管理，长春以南路段由日本人管理。当各国都发现疫情严重时，也想争夺治理的控制权，毕竟是中国的领土，俄国和日本征求中国清政府的意见，如果没有能力主导疫情治理，就由他们接手。
当时的清政府实由袁世凯把持，袁的身边有一群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员，其中外务部长施肇基引见马来西亚华人伍连德（Wu Lien Teh）作为总医官来主持疫情防治工作，袁欣然同意，也可能是没有别的选择的缘故。无论如何，当时能敢于任用一位31岁的医生来主持这么大的疫情防治，可见用人上的大胆。
伍连德不负众望，带一名助手深入疫区，经快速调研果断采取了两条关键的措施：戴口罩预防和焚尸。戴口罩在当时的中国是革命性的预防措施，而焚尸是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严重冲突的措施。好在，当时的政府完全支持伍连德的主张，同意他的所有措施。
伍连德的采取的措施效果很好，病人数量达到高峰后开始迅速下降，两个月后得到完全控制。
伍连德的专业和敬业得到了包括俄国和日本等各国医疗人员的敬佩，他征用铁路车箱作为隔离空间的要求也得到了俄国管理当局的同意（如前所述，当时东北长春以北的铁路由俄国人运营管理）。
也因为伍连德成功控制了东北鼠疫，从国家层面，这是中国的成功，因此1911年4月在沈阳（奉天）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伍连德为大会主席。
这一波疫情得到控制后，伍连德得到了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载沣的接见。袁世凯也想让他担任天津医学院的院长，但伍不同意，他只是挂着副院长的名义，与助手深入内蒙古，继续调研鼠疫产生的深一层机理。
伍连德后来创建了哈尔滨医学院以及中华医学总会。以他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凤毛麟角式的人物。
四 有贡献没名气
伍连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都没有太大的名气，或者说其知名度远配不上他所做的贡献。这可能是因为他是纯技术人员，不沾政治，远离官场。
对中国来说，首先伍连德并不能算是中国人。
当时的马来西亚（当时叫英属马来亚）华人社会，可以分为三种群体：1）亲中国清政府的群体，这部分人虽然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一两代，但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总想着什么时候会回到中国。2）亲中国革命派的群体，就是支持孙中山等革命事业的人。这部分人主张中国应该进行革命，很多人参加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很大一部分是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3）亲英群体，这部分人在英式教育下，认同英国的制度和体系，甚至加入英国国籍。语言上以英文为主，甚至不懂一点中文。
如果按以上分类，伍连德应是第3）类——亲英群体的一员，他不会中文，在东北治理鼠疫期间是需要中文翻译的，他于后来写的自传也是用英文写的。如果从国籍的角度，他是当时的英殖民马来亚籍，但不排除被聘后由清政府给予中国国籍而具有双重国籍。当时的清政府是承认双重国籍的，目的是吸引海外有能力有财力的华人回国创业等。
其次，伍是一个对专业事业十分热衷，对做官极度不敏感的人。首先，一个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来到东北严寒地区，如果不是对专业事业的极度热爱，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就足以使人退却。其次，在鼠疫得到控制后，他放弃了天津医学院院长的职位，宁愿跑到内蒙古继续研究，也体现出他对官场毫无兴趣。再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堪战乱，举家回到马来西亚，在怡保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行医至终。
以上情况可能是他在中国知名度不够响亮的原因。
历史是客观的，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是主观的。
到了马来西亚，提起伍连德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似乎有情可原，因为伍连德的主要贡献给了中国，而不是马来西亚（当时叫英属马来亚）。相反，当伍连德从英国毕业归来后，他在马来西亚参加了反鸦片运动，要知道鸦片是当时东南亚农业的一项主要产业之一，也是英国殖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反鸦片运动触动了当地英国殖民政府的利益，伍连德受到殖民政府的“特别关注”，以至于面临失业状态。这应当也是他接到中国清政府的邀请后毅然前往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马来西亚槟城，伍连德故居前的路现在叫“伍连德路（Jalan Wu Lien Teh）”,这是一种永久的纪念。
五 多次爆发
类似1910-1911年的鼠疫在之后又多次爆发。
1917-1918年在陕西山西一带爆发鼠疫。据伍连德自传中说，这一次死亡人数更多，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已经被军阀所控制，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管理。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医生都无能为力，可见，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是首要的因素。
1920-1921年，在中国东北和苏联再次发生鼠疫。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中，有一段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等一行去苏联留学途中，经海参崴（读wai，第3音）转车期间，碰到鼠疫检查，任弼时因正值发烧而被强制隔离检查。在后续的检查中，任弼时采用缩短体温测量时间的方法，造成体温正常的假象而得到释放。从干事业的角度，这是机智之举，但从普通人防疫的角度，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一段情景就是当时鼠疫流行的一个侧面写照。
六 最后
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后写了自传《Plauge Fighter（鼠疫斗士）》。
2011年在北京工作期间，我在位于西二旗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家属院——智学院租居，在楼下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复印版的《Plauge Fighter》，上面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当时只是为了学习英文，后来负责公司马来西亚的业务后，重读了这本书。2019年春节到槟城游览，知道槟城有“伍连德路”。
历史之所以不断重演，是因为人性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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