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之辩证
读《曾国藩》札记（一）
曾国藩兴办湘勇初期的几年中，虽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总体上是败多胜少。其中失败的内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与周边的人事关系，若以黄老（指道家思想，因起始于黄帝，发扬于老子而又称“黄老之术”）之刚柔理论，就是处事太刚，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从而看不起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总与他们有不断的矛盾和瓜葛。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无能之悲虽不能有正向的帮助作用，却能不断地败坏你的事业、名望等，所谓“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在这些败事者的作用下，曾国藩不但没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军饷支持，而且屡遭弹劾，以至引起皇上的猜疑。这就是过“刚”的副作用。在这档口又碰到家父去逝，可谓祸不单行。
在为父治丧期间，其弟引见曾国藩见了个丑道士，此道士指点曾国藩再读《道德经》，说黄老之术是解开其烦恼的钥匙。曾国藩依言行事，当翻开《道德经》，读到“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时，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之前的处世之法的弊端——行事过刚。他深有感悟，在书的屝页上写下了“至柔非柔，至刚无刚”几个大字。
其实儒、道、佛三家在根本处实为一体，只是在行为上，儒家讲入世，佛家讲出世，而道家则讲以出世之法而入世。
“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此皆为道家之以出世而入世之法。
曾国藩本是儒家门生，也早就将《道德经》倒背如流了，但若不是经历这些人世变故，以及丑道士的指点，也并不能真正地悟到黄老的精髓和要义。
曾国藩后来将黄老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861年）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家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帑享受，则当谦退。
曾国藩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比如在每次战胜太平军后的报功奏折上，他都是拉一个人放在他前面，自已宁愿屈居第二。最初是将满人塔齐布放在他前面，后来攻克安庆时，塔齐布已死，他将胡林翼放在他前面。即使在攻克江宁（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捷报上，他也是将满人官文放在第一位。
“儒道互补是二千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李泽厚《美的历程》），所以，在众多儒家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道家思想的痕迹。比如，苏轼的《留侯论》开篇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岂不也是儒家之道说吗！
评论